值得癌症患者看完的一篇文章，患者的自述[料麻子菜]+不專業生活大小事分享+
罹患癌症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清楚的記得2003年1月5日凌晨兩點多鐘，渾身疲憊近半年的我，
終於被四十度的高燒加上桑拿般的盜汗撂倒了。
這種有規律的高燒盜汗持續了三天，使我不得不擱下手中的工作尋醫問藥。
因為那時的我正處風華正茂，心氣十足的年齡，不是萬不得已的情況，
怎麼能忍心停下工作走進醫院?初診為急性肺炎，當時也沒有太多的疑慮，
在門診輸了抗生素就又一頭哉進工作中去了。引起重症是在過年後的二月中旬，
因為老是覺得渾身無力，胸部也不時有一些莫名的隱痛，
剛好趕上年後工作閒暇，我又到醫院做進一步檢查，
而這一次的檢查卻有了新的發現。放射科醫生講：在我的左肺上有一處陰影，
很像是結核一類的東西，建議我做抗結核治療。半個多月的抗結核治療結束後，
肺部曾經像雲絮狀的陰影逐漸散開，那個結核塊顯示出更加清晰的輪廓。
家人獲知此情又專門帶找一個做胸透很有經驗的朋友重新觀察，
並與我先前的X光片做了比較。然後把我哥哥拉到一邊敲敲地說了一下
過後哥哥告訴我，這個醫生講：“你弟弟肺上這個東西要麼就沒什麼事，要麼就是大事!”
聽了這些話，我才意識到問題似乎有些超乎想像，
便趕忙帶著全部的檢查資料到腫瘤一位權威家中求證。儘管求證的過程比較簡短，
但“這是一張典型肺癌的X光片”的結論，無疑像晴天霹靂擊碎了我心中所有的夢。
剎那間，我由一個曾經的國家二級運動員，一個被同學同事公認的壯漢淪落為癌症患者。
這種突變和強烈的反差是讓任何人都難以接受的。而那一年的我還不滿33歲。
接下來的病理活檢報告無情的印證了那位專家的預判，病例報告顯示，
我得的是左肺中心型小細胞未分化癌，病灶4*2*2cm，伴有鎖骨上淋巴轉移。
儘管有強烈的抵觸情緒，儘管又四處託人找國內許多專家求證，
但最終還是無法推翻先前的結論。
用自己的理性所能接受的事實(罹患癌症)一旦確立，要想保持冷靜和從容是非常困難的。
心中極度的憤懣和無奈，像爆炸所產生的衝擊波在我的周身急速蔓延，
並無情地摧毀我的精神防線。那段時間，再好的天氣，
再好的環境也扭轉不了我沮喪的心情;平時再喜歡做的事也都絲毫勾不起興趣。
就像是一個即將被判死刑的死囚犯，默默地等待那一天的到來。
我是從2003年的3月開始入院治療的。按照一般程序，
醫生在患者入院時總是要和患者做一個簡單的交流，以便書寫病案。
儘管木已成舟，但心存僥倖的我還是想趁著家屬不在跟前，
從醫生口中套出些能夠提振我信心的東西。
對話是這樣展開的：“醫生：我得的是什麼病?”“你真想知道嗎?”我點頭默許。
“你得的是小細胞肺癌。”“這種病能治好嗎?”“說實話不太好治。”
“能手術嗎?”“不能!”“為什麼?”“一是因為你這種類型的癌細胞太活躍，
易轉移;二是你肺上的腫塊位置長得不好，在肺門處貼近主動脈血管，
手術風險太大。”“那該怎麼治療?”“按常規，小細胞肺癌對化療藥物敏感，
首選化療。”“像我這種情況，大概還能有多長時間?”“按臨床分期，大概是6—11個月。”
和醫生的對話讓我領會到兩層含義：一是這病不好治;二是最多還能活11個月。
這就意味著我的生命在那個時刻已進入了倒計時。當人知道自己的確切死期，生活對他還會有什麼意義?當時對我而言，
治療，就是一種形式。是一場讓家人寬慰，醫生盡責，我本人領受的真人版的舞台戲。
結局也非常明了，那就是以我的死亡而閉幕。但是明了歸明了，該受的罪還是免不了的。
尤其是化療。這種治療形式給我身心帶來的痛苦是無法用語言來準確表述的。
以至於到後來我對它的態度是：再化療，我寧死!我始終弄不明白，化療在癌症治療上究竟能有多大作用?
以至於能讓它成為半個多世紀、全世界範圍內獨霸腫瘤臨床治療領域的不二法門。
看著身邊因它而一個個倒下的病友，我不僅是迷茫，更是痛惜!如果世界醫學是秉承這種管治不管活的理念對待病人，
我覺得還不如放棄這種野蠻、殘忍甚至是愚蠢的治療模式，讓那些癌症病人自我主張，尋求活路。
最起碼他們活的過程不痛苦，有尊嚴，有質量。
在2003年3月—9月近半年的時間裡，我經受了兩個週期的化療，期間行左肺A幹動脈成形術，緊接著又做了一個週期(20個電)的放療。
治療結束後的各項檢查發現，我的右肺、食道、眼底等多個部位又有轉移跡象。這種結果對我的打擊是強烈的。
按常理，全面的治療過後應該是促進疾病的好轉才是，既便是不好轉，
總應該保持現狀吧?怎麼會越治越糟糕呢?那麼接下來的治療還有意義嗎?從那一刻起，
我既往的絕對尊崇醫生的立場開始動搖了。更加糟糕的是，醫生當時對我病情的快速蔓延一籌莫展。
不久，我便從家人那裡聽到“你將活不過今年的11月份”的醫學判定。我幾乎憤怒了。
反正已處於絕境了。那個時候，再企盼依靠外界的力量來扭轉困局顯然是不現實的。擺在我面前只有一條路，
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，按自己的想法，尋找相應的手段去做最後的拼爭。我的轉變裡充滿著複雜多樣的情感，
裡邊既有對人生的眷戀，也有對親人的不捨，更有對醫學判定的逆反。我決定按自己的意願走完自己的最後人生，
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動搖和懊悔! 說來是個奇蹟，在發病之初（算直覺吧）我在網上得到一篇佛教論述癌症的文章，
因為經歷的挺多，心裡確實抵觸，懷疑這些迷信的東西，更害怕碰到騙子！後來到了確實沒辦法的時候，
還是愛人堅持讓我服用佛藥、藥也不貴，其實愛人是沒有辦法了，真是徹底絕望了。用藥最初沒有太大的變化，
只是呼吸順暢了，感受稍好一點，大概十幾天就感覺前胸有些發熱，接著後背和腰部也熱了起來，
這樣的干熱大約持續三四天就忽然的發出了很多汗、我說的不是那種虛汗，
尤其是前胸後背、腋窩、股溝出了很多很多的汗，汗很黏、向清鼻涕、起黏涎、
氣味很難聞，腥酸味特別大，而且還特別能喝水。四天后漸漸的就退了汗，
身體感覺像卸下百十斤重擔一樣輕鬆了下來，慢慢的就有了食慾，不疼痛了，
睡眠也舒服了，身體狀態一天天的有了起色。2006年十一月去總醫院複查，
檢查結果各項生命指標基本正常，連主治醫生都感到非常的驚訝和不解。
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真的患了不治之症？
甚至現在還懷疑醫院是為了錢在唬弄我們？還是那位很怪的佛醫幫我排出了癌毒？
儘管我們沒有見過面，甚至沒有通過電話，我們全家還是把他當做恩人看待。
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大師是佛家善人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
希望大師不要責怪我這樣的魯莽和冒昧。 至今想來，連我自己都不理解，
為什麼那樣一個全身轉移的晚期小細胞肺癌病人時至今天依然活著。
仔細盤點，自己在整個康復過程裡確實沒有比別人特殊的地方。
我的治療路徑大體如下：確診後，進行了一個週期的化療---
在北京行左肺A幹動脈成形術---接一個週期的化療---又接一個週期的放療(20個電)，
治療結束後出現右肺轉移、食道轉移、左眼底轉移(還附帶著初診時的左鎖骨窩上淋巴轉移)
的局面。隨即醫生宣布不治。出院後，吃佛藥三年，肌肉注射胸腺素一年半。
這就是我當時的全部治療內容。那麼有人會問，
你就憑這些就把自己從死亡的境地拉過來的嗎?如果從表像看，
我的確就做了這麼多的努力。而且我一直以來都對所有關注此事的朋友們講，
我的治療內容和過程與大多數癌症朋友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，甚至還遠遠不及。
那麼這種質的轉變究竟是在哪個環節起了作用?這只能從治療和藥物以外的方面尋找答案了。
院方曾明確地向我的家人表態：“這個病人的病情極度惡化，有可能活不過當年的十一月份”。
家族內部也因此產生過一定的恐慌。作為我本人而言，對自己的死期也是有心理準備的，
只是從求生本能講不想讓這一天來得太早而已。回顧自己半年多的治療過程，
可以說每走一步都十分艱難，而每走的一步也都是在醫生的科學指導下完成的。
正像當年一位參與我治療的沙主任所說：在你的身上已經把現代醫學最好的辦法都用上了。
即便是在這樣完美的治療模式，仍未阻擋住癌魔肆虐的步伐，
這又能說明什麼?結論恐怕只有一個，那就是現代醫學的最佳配置也控制不了癌症的蔓延。
那麼作為一個年僅33歲的男人而言，要想繼續生存，
只能從現代醫學模式以外的領域尋找破解的方法。
通過對前面經歷的反思，使我對治療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，
那就是無論外界怎麼講，自己一定要結合自身感受。
凡是經過自己的親身驗證是無效的東西就沒必要堅持，並且後續治療必須由自己來做主，
因為這種治療關乎人的生命安危，不能讓別人來承擔這樣重大的責任。
大量的參閱有關癌症康復書籍資料和現場走訪抗癌明星們，
我最終決定：把佛醫治療和信仰修煉作為自己有生之日的不二法門。
不管這條路能把自己送多遠，我都無怨無悔!在接下來三年多的時日里，
我每天必須堅持的只有兩件事，一是6-7的體能鍛煉，尤其是氣功鍛煉;
一是定期服用佛藥。基本是風雨無阻，雷打不動。
我之所以能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活著，除了選擇方向的正確，
還得益於堅定的執行力。往往有些事情光有想法是不夠的，
必須把想法和行動完美結合才能最終成功。
我是一個生性固執的人，一旦主見生成是很難被動搖的。
我又是一個崇尚忠誠的人，一旦我認定的人或事被確定後，我都會始終不渝的追隨到底。
這可能是我成功抗癌的特有品質。而現實中，我接觸的很多病人很少具備這種特質，
我相信，堅守這種品質會給更多癌症朋友帶來生機。
清楚的記得2003年1月5日凌晨兩點多鐘，渾身疲憊近半年的我，
終於被四十度的高燒加上桑拿般的盜汗撂倒了。
這種有規律的高燒盜汗持續了三天，使我不得不擱下手中的工作尋醫問藥。
因為那時的我正處風華正茂，心氣十足的年齡，不是萬不得已的情況，
怎麼能忍心停下工作走進醫院?初診為急性肺炎，當時也沒有太多的疑慮，
在門診輸了抗生素就又一頭哉進工作中去了。引起重症是在過年後的二月中旬，
因為老是覺得渾身無力，胸部也不時有一些莫名的隱痛，
剛好趕上年後工作閒暇，我又到醫院做進一步檢查，
而這一次的檢查卻有了新的發現。放射科醫生講：在我的左肺上有一處陰影，
很像是結核一類的東西，建議我做抗結核治療。半個多月的抗結核治療結束後，
肺部曾經像雲絮狀的陰影逐漸散開，那個結核塊顯示出更加清晰的輪廓。
家人獲知此情又專門帶找一個做胸透很有經驗的朋友重新觀察，
並與我先前的X光片做了比較。然後把我哥哥拉到一邊敲敲地說了一下
過後哥哥告訴我，這個醫生講：“你弟弟肺上這個東西要麼就沒什麼事，要麼就是大事!”
聽了這些話，我才意識到問題似乎有些超乎想像，
便趕忙帶著全部的檢查資料到腫瘤一位權威家中求證。儘管求證的過程比較簡短，
但“這是一張典型肺癌的X光片”的結論，無疑像晴天霹靂擊碎了我心中所有的夢。
剎那間，我由一個曾經的國家二級運動員，一個被同學同事公認的壯漢淪落為癌症患者。
這種突變和強烈的反差是讓任何人都難以接受的。而那一年的我還不滿33歲。
接下來的病理活檢報告無情的印證了那位專家的預判，病例報告顯示，
我得的是左肺中心型小細胞未分化癌，病灶4*2*2cm，伴有鎖骨上淋巴轉移。
儘管有強烈的抵觸情緒，儘管又四處託人找國內許多專家求證，
但最終還是無法推翻先前的結論。
用自己的理性所能接受的事實(罹患癌症)一旦確立，要想保持冷靜和從容是非常困難的。
心中極度的憤懣和無奈，像爆炸所產生的衝擊波在我的周身急速蔓延，
並無情地摧毀我的精神防線。那段時間，再好的天氣，
再好的環境也扭轉不了我沮喪的心情;平時再喜歡做的事也都絲毫勾不起興趣。
就像是一個即將被判死刑的死囚犯，默默地等待那一天的到來。
我是從2003年的3月開始入院治療的。按照一般程序，
醫生在患者入院時總是要和患者做一個簡單的交流，以便書寫病案。
儘管木已成舟，但心存僥倖的我還是想趁著家屬不在跟前，
從醫生口中套出些能夠提振我信心的東西。
對話是這樣展開的：“醫生：我得的是什麼病?”“你真想知道嗎?”我點頭默許。
“你得的是小細胞肺癌。”“這種病能治好嗎?”“說實話不太好治。”
“能手術嗎?”“不能!”“為什麼?”“一是因為你這種類型的癌細胞太活躍，
易轉移;二是你肺上的腫塊位置長得不好，在肺門處貼近主動脈血管，
手術風險太大。”“那該怎麼治療?”“按常規，小細胞肺癌對化療藥物敏感，
首選化療。”“像我這種情況，大概還能有多長時間?”“按臨床分期，大概是6—11個月。”
和醫生的對話讓我領會到兩層含義：一是這病不好治;二是最多還能活11個月。
這就意味著我的生命在那個時刻已進入了倒計時。當人知道自己的確切死期，生活對他還會有什麼意義?當時對我而言，
治療，就是一種形式。是一場讓家人寬慰，醫生盡責，我本人領受的真人版的舞台戲。
結局也非常明了，那就是以我的死亡而閉幕。但是明了歸明了，該受的罪還是免不了的。
尤其是化療。這種治療形式給我身心帶來的痛苦是無法用語言來準確表述的。
以至於到後來我對它的態度是：再化療，我寧死!我始終弄不明白，化療在癌症治療上究竟能有多大作用?
以至於能讓它成為半個多世紀、全世界範圍內獨霸腫瘤臨床治療領域的不二法門。
看著身邊因它而一個個倒下的病友，我不僅是迷茫，更是痛惜!如果世界醫學是秉承這種管治不管活的理念對待病人，
我覺得還不如放棄這種野蠻、殘忍甚至是愚蠢的治療模式，讓那些癌症病人自我主張，尋求活路。
最起碼他們活的過程不痛苦，有尊嚴，有質量。
在2003年3月—9月近半年的時間裡，我經受了兩個週期的化療，期間行左肺A幹動脈成形術，緊接著又做了一個週期(20個電)的放療。
治療結束後的各項檢查發現，我的右肺、食道、眼底等多個部位又有轉移跡象。這種結果對我的打擊是強烈的。
按常理，全面的治療過後應該是促進疾病的好轉才是，既便是不好轉，
總應該保持現狀吧?怎麼會越治越糟糕呢?那麼接下來的治療還有意義嗎?從那一刻起，
我既往的絕對尊崇醫生的立場開始動搖了。更加糟糕的是，醫生當時對我病情的快速蔓延一籌莫展。
不久，我便從家人那裡聽到“你將活不過今年的11月份”的醫學判定。我幾乎憤怒了。
反正已處於絕境了。那個時候，再企盼依靠外界的力量來扭轉困局顯然是不現實的。擺在我面前只有一條路，
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，按自己的想法，尋找相應的手段去做最後的拼爭。我的轉變裡充滿著複雜多樣的情感，
裡邊既有對人生的眷戀，也有對親人的不捨，更有對醫學判定的逆反。我決定按自己的意願走完自己的最後人生，
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動搖和懊悔! 說來是個奇蹟，在發病之初（算直覺吧）我在網上得到一篇佛教論述癌症的文章，
因為經歷的挺多，心裡確實抵觸，懷疑這些迷信的東西，更害怕碰到騙子！後來到了確實沒辦法的時候，
還是愛人堅持讓我服用佛藥、藥也不貴，其實愛人是沒有辦法了，真是徹底絕望了。用藥最初沒有太大的變化，
只是呼吸順暢了，感受稍好一點，大概十幾天就感覺前胸有些發熱，接著後背和腰部也熱了起來，
這樣的干熱大約持續三四天就忽然的發出了很多汗、我說的不是那種虛汗，
尤其是前胸後背、腋窩、股溝出了很多很多的汗，汗很黏、向清鼻涕、起黏涎、
氣味很難聞，腥酸味特別大，而且還特別能喝水。四天后漸漸的就退了汗，
身體感覺像卸下百十斤重擔一樣輕鬆了下來，慢慢的就有了食慾，不疼痛了，
睡眠也舒服了，身體狀態一天天的有了起色。2006年十一月去總醫院複查，
檢查結果各項生命指標基本正常，連主治醫生都感到非常的驚訝和不解。
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真的患了不治之症？
甚至現在還懷疑醫院是為了錢在唬弄我們？還是那位很怪的佛醫幫我排出了癌毒？
儘管我們沒有見過面，甚至沒有通過電話，我們全家還是把他當做恩人看待。
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大師是佛家善人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
希望大師不要責怪我這樣的魯莽和冒昧。 至今想來，連我自己都不理解，
為什麼那樣一個全身轉移的晚期小細胞肺癌病人時至今天依然活著。
仔細盤點，自己在整個康復過程裡確實沒有比別人特殊的地方。
我的治療路徑大體如下：確診後，進行了一個週期的化療---
在北京行左肺A幹動脈成形術---接一個週期的化療---又接一個週期的放療(20個電)，
治療結束後出現右肺轉移、食道轉移、左眼底轉移(還附帶著初診時的左鎖骨窩上淋巴轉移)
的局面。隨即醫生宣布不治。出院後，吃佛藥三年，肌肉注射胸腺素一年半。
這就是我當時的全部治療內容。那麼有人會問，
你就憑這些就把自己從死亡的境地拉過來的嗎?如果從表像看，
我的確就做了這麼多的努力。而且我一直以來都對所有關注此事的朋友們講，
我的治療內容和過程與大多數癌症朋友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，甚至還遠遠不及。
那麼這種質的轉變究竟是在哪個環節起了作用?這只能從治療和藥物以外的方面尋找答案了。
院方曾明確地向我的家人表態：“這個病人的病情極度惡化，有可能活不過當年的十一月份”。
家族內部也因此產生過一定的恐慌。作為我本人而言，對自己的死期也是有心理準備的，
只是從求生本能講不想讓這一天來得太早而已。回顧自己半年多的治療過程，
可以說每走一步都十分艱難，而每走的一步也都是在醫生的科學指導下完成的。
正像當年一位參與我治療的沙主任所說：在你的身上已經把現代醫學最好的辦法都用上了。
即便是在這樣完美的治療模式，仍未阻擋住癌魔肆虐的步伐，
這又能說明什麼?結論恐怕只有一個，那就是現代醫學的最佳配置也控制不了癌症的蔓延。
那麼作為一個年僅33歲的男人而言，要想繼續生存，
只能從現代醫學模式以外的領域尋找破解的方法。
通過對前面經歷的反思，使我對治療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，
那就是無論外界怎麼講，自己一定要結合自身感受。
凡是經過自己的親身驗證是無效的東西就沒必要堅持，並且後續治療必須由自己來做主，
因為這種治療關乎人的生命安危，不能讓別人來承擔這樣重大的責任。
大量的參閱有關癌症康復書籍資料和現場走訪抗癌明星們，
我最終決定：把佛醫治療和信仰修煉作為自己有生之日的不二法門。
不管這條路能把自己送多遠，我都無怨無悔!在接下來三年多的時日里，
我每天必須堅持的只有兩件事，一是6-7的體能鍛煉，尤其是氣功鍛煉;
一是定期服用佛藥。基本是風雨無阻，雷打不動。
我之所以能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活著，除了選擇方向的正確，
還得益於堅定的執行力。往往有些事情光有想法是不夠的，
必須把想法和行動完美結合才能最終成功。
我是一個生性固執的人，一旦主見生成是很難被動搖的。
我又是一個崇尚忠誠的人，一旦我認定的人或事被確定後，我都會始終不渝的追隨到底。
這可能是我成功抗癌的特有品質。而現實中，我接觸的很多病人很少具備這種特質，
我相信，堅守這種品質會給更多癌症朋友帶來生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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